第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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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玉祥从北京出发,自通州经顺义,到了怀柔便停下来观望了。吴佩孚当然容不得如此,派人催促前进,于是经密云到了古北口,住在杨老令公庙;感叹杨业父子的遭遇,雅兴大发,做了一副对联,木刻悬挂。

    他在古北口是等待消息,消息来自三方面。一是蒋鸿遇报告直军开拔的情况;二是教育部长黄膺白报告北京的政情;三是段祺瑞告知奉军的情况——段冯之间的主要联络人是贾德耀。

    出古北口的第一站是承德以西的滦平;冯玉祥在此召集了一个会议,与会的人除了他手下的大将及重要干部张之江、李鸣钟、刘郁芬、刘骥、鹿钟麟之外,还有胡景翼的代表邓宝珊。会中只作了一项决议,将来倒戈回京时,要看情势。冯王祥深知吴佩孚的实力,若无把握,不敢轻发。

    及至吴佩孚亲临前线,虽可证明直军不利,必须老将出马;但吴佩孚一到山海关,也须能将局面稳住。更须观望;因此发了一个电报到山海关讨逆军总部,报告军次承德,沿途粮饷接济困难,炮弹潮湿,战力大受影响,同时探问第一路作战的情况。

    吴佩孚其时正命他的参谋长张方严电催各军,火速前进。接到冯玉祥的电报,给了他一个复电,亦是催促进军,为了加强语气,特缀一句:“大局转危为安,赖斯一举。”冯玉祥一看知道战况不利;而就在此时,冯玉祥派到北京跟黄膺白去接头的代表刘子云,带回来一封复信,劝他早作决断。机不可失。这一电一函,促成了冯玉祥的决心,复电定于十月十九日回师南下,直指北京。

    冯玉祥的计划是,首先鹿钟麟秘密兼程口京,会同新兴两旅的旅长孙良诚、张维玺,将部队开到北苑,会合蒋鸿遇的部队,一起进城,分任警戒。继命李呜钟的第八混成旅,直趋长辛店,截断京汉,京奉两路的交通。吴佩孚派去监视冯玉祥的胡景翼的陕军,已预定改名国民军第二军,即日南旋,占领军粮城,滦州一带,截断直军的联络,防备吴佩孚回师西向。至于已抵承德的张之江、宋哲元两旅,亦令克期回京。

    由滦平回到北京,需要四天的工夫,前锋预计在十月二十三那天可入北京。以冯玉祥的统驭能力,及他的部队的纪律来说,军事占领北京,而要做到兵不血刃,匕图不惊,是有把握的事。但一夕之间,推翻一个政权,改朝换代,如果不能有一篇堂堂正正,布告天下的宣言;以及按部就班,和平接收政权的计划,那末这样的兵变,若非草莽作风,亦如宦官弄权,所以冯玉祥事先用密电约好黄膺白,在入古北口的第一站、密云县的高丽营会面——多尔表帅师入关时,朝鲜亦派兵随征,驻扎此地;因而称之为高丽营。

    这件事,在黄膺白有如明朝景泰年间,徐有功策划“夺门之变”;事情不密,先遭杀身之祸,所以相当紧张。幸好冯玉祥的部署很周密,留守的蒋鸿遇,逐日预拟好的战报,发到山海关吴总部及北京的陆军部,所以政府之中,没有一个人会想到,巨变将至。

    十月二十二日上午,黄膺白照常到教育部办公,还出席了阁议。中午回家,黄膺白关照司机,将公家车开回去给次长用;随车保护的两名侦缉队员,亦跟着车子走了。

    饭后他总在午睡之后,两三点钟出门;这天亦仍旧是此一时分,开出私人的汽车,由黄太太陪着,到北京饭店把他放了下来;汽车开到东交民巷台基厂,在闹区停了下来,黄太太进一家洋行购物。这些都是有意的做作,如果有人在侦探黄膺白的行踪,他的了解是:“黄部长在北京饭店看朋友;黄太太在洋行里买东西,等她买完了,会再到北京饭店去接黄部长。”

    其实,黄膺白是从北京饭店前门进、后门出;预先雇了一辆汽车在僻处等候,坐上车出东直门,直奔密云;雇的是辆“老爷车”路上抛了好几次锚,走了十个钟头,半夜两点多钟才到了高丽营。冯玉祥治军甚严,一望无际的帐篷,刁斗无声;幸好,他常应邀到冯玉祥的部队里去演讲,有个卫兵认识他,领到其中的一个帐篷,只见冯玉祥正席地坐在那里发愣。

    “你老可来了!”冯玉祥一跃而起“吃了饭没有?”

    “十个钟头,水米没有沾牙。”

    “先吃饭,先吃饭!”

    勤务兵端来一盘馒头、一碟盐菜,还有一条不知什么小动物的后腿;冯玉祥说是弟兄打到的野兔子,特为留一条后腿款客。

    就着热茶,吃得一饱,开始谈正事。黄膺白随身带得有墨盒纸笔,但帐篷中没有桌椅,无处安放,只好临时找到一家民居,敲开门来,说要借他的地方用;就在土坑上,冯玉祥将预先拟好的通电、取出来交给黄膺白看。

    “对曹仲珊仍称大总统,把内战的责任,加到吴子玉一个身上,那末国民军不过为‘清君侧’而已,未免小题大作,师出无名。焕章兄,以为如何?”

    “是,是!原要等你老来定稿。”冯玉祥说:“或者干脆你老另外写个稿子。”

    黄膺白当仁不让,伏在土坑上,振笔如飞,先写通电的衔头,自近而远,天津是段祺瑞、张耀曾;正定是王士珍;上海是唐绍仪;广州是孙中山,都算是在野的大老,下来是各省巡间使、督军、督理。正文以“国家建军,原为御侮;自相残杀,中外同羞”开头,下分三段,第一段追叙民国九年以来“无名之师屡起抗争愈烈、元气愈伤”云云,暗示直皖战争,第一次直奉战争,以及这一回第二次直奉战争,直系始终是内战的主角。

    第二段是“玉祥等午夜彷徨,欲哭无泪,受良心之驱使,为弭战之主张”说明倒戈的原因,以及“另组中华民国国民军,誓将为国民所用”如内战再不停止“不恤执戈以相周旋”

    第三段表明“全军已悉数到京,负责维持地方秩序”;至于“一切政治善后问题,应请全国贤达急起直追,会商补救之方,共开更新之局。”这一点,冯玉祥与黄膺白早已达成共识,要奉迎孙总理北上,与段祺瑞共同主持今后的政局,借此达到全国和平统一的自的。

    冯玉祥看完通电,表示同意首先签了各,以下列名的是国民军第二军军长胡景翼,第三军军长孙岳,热河都统米振标,以及国民军的旅长,大部分是冯玉祥部将的张之江、李鸣钟、鹿钟麟、刘郁芬、宋哲元、蒋鸿遇、孙连仲、孙良诚、岳维峻,有的亲署,有的代签。通电发出,冯玉祥的部队,后队改为先锋。一律臂缠白布,上书“爱国不扰民”五字,在熹微的晨光中,向北京正阳门前进。

    其时吴佩孚在山海关的专车上,刚刚起身,吃罢蒸饺稀饭的早餐,全副戎装,带领参谋,赴九门口督战。出发不久,吴佩孚的日本顾问冈野增次郎,来找吴总部的政务处长白坚武,拿出两个已由日文译成中文的电报给他看;这两个电报,一个来自北京日本守备队;一个来自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部,内容大致相同,说“讨逆军第三军司令冯玉祥,于什三日下午六时,退出战场,未经枪战,即攻入北京,发动政变,曹锟总统已失自由,北京情况不明。”下面是一张发动政变人士的名单。

    “这个消息可靠吗?”白坚武深表怀疑,像胡景翼,本来是受命监视冯玉祥的;他跟冯玉祥结怨已不止一天了。

    冈野也不跟他争辩;只问:“吴总司令在那里?”

    “他到九门口视察战况以后,中午会到秦皇岛。”

    于是冈野坐上汽车,直驶秦皇岛;找到吴佩孚,出示电报。吴佩孚脸色大变,接着长叹一声:“果然不出我之所料。当初我本想撤换他的第三军司令,曹大总统替他求情,才没有动;如今曹大总统是自作自受了。”接下来又说:“最近这几天,我辗转反侧夜夜睡不着,转到左面,想到冯玉祥;转到右面,想到张作霖。现在事情已经出来了,我希望你们先保守秘密,免得动摇军心。”

    接着,下令召集军事会议。其时直军靠两支部队,一支是彭寿宰的第十五师,担当山海关正面;一支是王维城指挥的第二十三师,及第九师,奉命出义院日,经乾沟镇,直攻东面的绥中;此地在明朝称为“中后所”是出山海关第一个屯兵要地,如果攻了下来,足以截断奉军归路,但就在距绥中数十里,不难一鼓而下之际,王维城接到冯王祥倒戈,吴佩孚召集会议的电报,不能不下令,暂停进攻,以待后命。

    “你们将各地守好!我回去杀冯玉祥;等我。回来,再直捣黄龙。”吴佩孚接着宣布,由张福来代理总司令。

    “大帅回去杀冯玉祥,预备抽调那些部队带去?”讨逆军参谋长张方严问。

    “有什么现成的队伍可用?”

    “这里有前线撤下来的第一混成旅;天津附近还有曹七爷的一个旅。”张方严率直说道:“这两个旅不怎么能打。”

    “不要紧!我一带就能打了。”吴佩孚这话,倒不尽是吹牛;他一到前线,直军的士气顿时不同,便是一个证明。

    但冯玉祥的倒戈,已将他提升起来的土气,抵消有余;相对地奉军士气则大为高昂,在石门寨的张学良、姜登选与韩麟春,决定集中力量,直线南下,攻占秦皇岛,截断直军后路。

    山海关正面的直军既在后撤,奉军就不必再摆那么多人在那里;张学良与姜、韩二人商量,决定调郭松龄到石门寨来指挥出击。这倒是一番好意郭松龄对上“刺儿彭”奉军的大炮轰不垮直军的上盖钢板的战壕,郭松龄师老无功,脸上无光,这回给他一个其势必胜的任务,等于推功相让。

    电令下达后,郭松龄决定抽调四个团助攻。他自己先骑了马到石门寨,当时由张学良说明当前情况作战计划,郭松龄也很兴奋,不想韩麟春多了一句嘴。

    “这一来,也好让你露露脸,大家都能立功。”

    郭松龄争强好胜,气量极小,张学良常受他的气,但“平生风义兼师友”百般忍耐,此时只见郭松龄脸色大变,忿然答道:“我从来不沾人家的光;我还是从山海关打过去。一说完,头也不口地往外直冲,跃马两回。

    张、姜、韩三人面面相觑,好半天说不出话;很好的作战计划,因此而无法实现,怎么办?

    “哼!”姜登选用京戏中白口的腔调说道:“如此将领,该当何罪?”

    张学良愣了一下说道:“我把他找回来!”抓起军帽,唱了一句“萧何追韩信。”

    当天晚上,张学良追到九门口,劝了一整夜“千不念,万不念,念在我的薄面。”

    一个执意不回,一个声泪俱下;不过百链钢终于化作绕指柔,还是把郭松龄功了回去,照原计划行事;不过出击的日子耽误了两三天。

    这一耽误,便宜了张宗昌,平地一声雷,成了个暴发户。

    原来直军董政国所指挥的第九师与第什师的阵线动摇以后,张宗昌带着蔡平本的廿五旅,跟踪进入冷口,他的部队既杂且乱,白俄以外,还有日本人、朝鲜人,甚至还有参加过欧战的法国人,这个“外籍兵团”是骑兵,指挥官是日本骑兵少佐名叫是永,当前锋直冲深州;张宗昌则在入冷口第一站的建昌营以后,与胡景翼取得联络,十月廿七日占领深州,将直军截成两段。吴佩孚幸而在前一天已过滦州,否则可能会被张宗昌活捉。

    这时的直军,正所谓“兵败如山倒”团长以上的高级将领,纷纷逃亡,士兵无路可逃,只有弃械束手;东起昌黎,西至唐山,这一带的直军不下六、七万之众全数为张宗昌所收编,辎重军械,所获不计其数。张宗昌的部队一下子扩充到六、七倍以上,二等兵当班长;班长当连长;连长当团长;团长自然升旅长,肩章来不及换新品,用锡箔纸糊成黄色来代替,一时蔚为奇观。

    在热河的李景林,得知张宗昌拔了头筹,既妒且羡又急,下令开拔,进喜峰口,连续急行军四百余里,也到了滦州,

    其时奉军一、三联军已轻易地占领了秦皇岛,直军溃兵遍野,收编了五万多人,张学良又亲自赶到深州,一见张宗昌所获比一、三联军更多,也不由得翘起大拇指说一声:“长腿,你真行!”郭松龄所拟的作战计划,原意是让张宗昌的部队打前锋去充直军的炮灰,那知他有这番扬眉吐气的表现;连郭松龄也不敢小觑他了。

    当李景林、张宗昌相携往天津进军时;京津好些军政元老,眼看着直军大溃,奉军追击,深恐地方糜烂,正在积极奔走和平,但除非段祺瑞,没有一个人够资格在直奉两系之间,充任调人,而段祺瑞则另有打算还不肯走到幕前来。因此北洋元老王士珍及负地方责任的直隶道尹吴履观,主张外交调停,在十月卅一日那天去看日本天津总领事吉田茂,道明来意,吉田认为循外交途径,必须由北京与东京联络,有结果总在三四天以后,仍嫌缓不济急。他又提出王揖后的一个建议,由吴佩孚拥戴段祺瑞出山,跟奉军谈和,张作霖就不能不卖这个面子了。

    于是商定了双管齐下的办法,一面由吉田分电北京、奉天及东京,进行调处停战;一面与吴佩孚联络,约期见面。

    见面那天是十一月二日下午五点钟,胡景翼的部队,已经占领天津北面的杨村,京津之间的铁路、公路均已截断。北面奉军正在兼程急进;南面则山东督军郑士琦已宣布,不准直军由津浦路入境。吴佩孚已如瓮中之鳖,境况非常危急;吉田相信有个能使他脱困的办法,他一定乐于接受。

    吉田是这样进言:“目前局势之迫切需要解决,有间不容发之势。调停直奉之道,莫便于请段祺瑞先生协助。中国之事,应由中国自己解决;我基于此一信念,今天跟王揖唐一起去看段先生,请他跟你合作,共同收拾残局。段先生与足下本有师生之谊,足下为国家前途计,应该一扫过去感情上的隔阂,推段出山。”

    吴佩孚听日文秘书翻译完了,摸着两撇黄胡子,大为摇头“八德张则国宪立、国运盛。”由此开始,大谈四维八德的道理,但日文秘书翻给吉田听的,却只简简单单两句话;吴将军认为结段以背曹,大义名分不存,谢谢足下的好意。

    原来吴佩孚将曹锟当作刘先生,而以关云长自居;关云长身在曹营心犹在汉,何况亦未到势穷力蹙,走投无路的地步,结段背曹,有悖大义,所以一口拒绝。

    “既然如此,我亦不便勉强。”吉田又说:“不过,如今足下既不能到北京,又不能南下,奉军又打过来了;听说张宗昌有生擒足下的野心,为足下计,可否移居日租界,一切有我安排。”

    “战败逃入租界,是我最不齿的。谢谢,我宁王碎于此,亦不愿托庇租界,以谋瓦全。”

    一场无结果,便得吉田扫兴而去。吴佩孚谈得倦了,靠在沙发上假寐;他的部下商量下来,决定将他的专车往南开到“老站”因为一出“老站”走过“万国桥”便是法租界,往南是英租界,往西是日租界,缓急之际,逃命容易。

    那知车身一晃动,吴佩孚就醒了,询知原因,勃然大怒,厉声说道:“谁要我进租界,我要谁的脑袋。”

    “那末,”白坚武问道:“孔明先生兵败,还有一套空城计!大帅是作何打算呢?”

    “我不走,我在天津等;看焕章把我怎么样?”

    “冯焕章能倒戈,就能——。”

    “就能怎么样?能杀我?”

    “不是说杀不杀,是大帅犯不着受辱。”

    吴佩孚不作声,大家面面相觑地僵持了一回;有个在吴佩孚身边当海军参谋的海军部军需司长刘永谦,看看是可以说话的时候了;便即挺身而出。

    “大帅,”他说:“我替大帅预备了一条船在那里,不如把火车开到塘沽,弃车登舟。”

    原来渤海舰队司令温树德,经由沈鸿烈的秘密联络,与奉军已经通了款曲,把军舰都带走了,只有一条运输舰华甲号,舰长与刘永谦是知交;应刘之请,冒险把这条运输舰留了下来,以待最后关头,载吴脱险。刘永谦深知吴佩孚的脾气,宁折不弯,所以先不敢说破;现在看吴佩孚的意思有些活动,而且事实上胡军已由杨村逼近北仓,真到了千钧一发的时候,非献这条三十六条中的上计不可了。

    三面陆路皆断,唯有海道是一条出路;英雄末路,能免垂泪,吴佩孚凄然说道:“我今天是败军之将,虽然运穷命蹇,自念尚非可死之时,只有收拾残军,浮海南下,先到青岛,看形势再定行止。”

    这天是十一月初二,晚上十点多钟,接到胡景翼前锋已迫近天津的消息,事迫燃眉,吴佩手下令开车;他的总部由三十余节头等车厢组成,但已有一半是空的。到了第二天凌晨四时,车到塘沽;华甲号原为德国兵舰,吨位很重,无法靠岸,由小轮接驳登舰,已是上午九时。

    就在这时,华甲号的舰长,送来一封曹锟辞职的通电。原来冯玉祥一进京,仍旧住在北苑,并不进城,但下了两道命令给他所委派的北京警备总司令鹿钟麟,一道是逮捕李彦青;一道是扣押王克敏,当然是为了克扣欠发军饷,要跟他们算帐。王克敏运气好,临时脱逃,避入东交民巷;李彦青则不但被捕,而且当天就被枪决。

    消息传到筵庆楼,曹锟有些着慌了;原以为冯玉祥倒戈,只是为了对付吴佩孚,大家都这么说,曹锟自己也觉得对冯玉祥很不坏。吴佩孚几次跟他作对,都是自己从中庇护转圜,料想他不致于恩将仇报。但看对李彦青如此辣手,才感到他来意不善;当时便派国务总理颜惠庆到北苑去看冯玉祥,征询他对时局的意见。

    颜惠庆带回来冯王祥所开的三个条件:第一、颁停战令;第二、免吴佩孚本兼各职;第三、召集全国各省代表会议,共决时局。

    “第一条,不成问题。”曹锟说道:“第二条——。”

    “第二条只怕也没有还价的余地。”曹锐看他的“大总统哥哥”有些犹豫,便即接口“人家本就是冲着咱们的讨逆军总司令来的。”

    曹锟黯然“好吧!”他说:“先给子玉弄个什么名义?”

    “不说要到青海办屯垦吗?”曹锐建议:“派吴子玉督办青海垦务好了。”

    “好!就先给他这个名义再说。”曹锟接下来问:“第三条怎么样?骏人!”

    骏人是颜惠庆的号“大总统,这不忙!”他说。“等新阁成立以后来办;我现在当面向大总统请辞。”

    曹锟想了想说:“大概我想留你也留不住;你看谁来接你的手?”

    “大总统,我想你不必操心了。”颜惠庆说:“今天我到了北苑才知道,外界的传言不假,这回冯焕章回师入京,是黄膺白一手策划的。”说完,一鞠躬退出。

    就这时听得楼下人声嘈杂,且有争吵之声;卫士进来报告,冯玉祥的部下吵着要见军需总监。

    曹锐是讨逆军的军需总监;一听这话。就要出去,曹锟不许,走到阳台,对约莫二、三十名缠着国民军白布臂章的士兵,大声说道:“这里是总统府,你们怎么可以在这里吵闹?有事情冯检阅使自己来好了。”

    大总统的威仪,镇慑下级军官有余,为首的排长,敬个礼整军而退。但不到两小时,原班人马又来了。

    这回不大客气了,对着延庆楼大嚷:“总司令请曹四先生马上到总部去!”

    “我去!”曹锐站起身来;曹锟犹待阻止,曹锐毅然不顾,将身上的一百多元钞票,还有几个银元十一起掏出来扔在桌上,愤然说道:“他们想从我身上榨出一毛钱来,都别想!”

    一面说,一面开衣柜取马褂。他大概是看到李彦青的下场,知道此去凶多吉少;与其受辱,不如自裁,偷偷地吞了一匣鸦片烟膏,含着眼泪向曹锟告辞,坐上汽车赴约,到得北苑冯总部,一开车门,曹锐从汽车中滚了下来,人已昏迷不醒;冯总部的军医急救无效,一命呜呼。便宜了美国花旗银行、英国汇丰银行、法国东方汇理银行,曹锐许多化名存款,化作一道青烟了。

    曹锐这一死,害苦了他的大总统老兄。原来冯玉祥对曹锟,多少也还有点感情,而且有个大总统在手里,是能起作用的一张牌;只以黄膺白要完辛亥革命未竟之功于此役,主张驱除,冯玉祥表面不能不听,暗中却希望能与曹锟间接打交道,商量出一个与己有利,亦能为曹锟找一条出路的两全之道,这是他要找曹锐的本意。如今曹锐自裁,而曹锟的其他亲信,如王毓芝等人,都已逃入东交民巷,没有适当的管道可以沟通,便只有将曹锟软禁在延庆楼。曹锟原有第十六混成旅作他的“禁卫军”此旅由他的胞侄,也就是老五曹钧的儿子曹士杰当旅长;但在冯玉祥回师的那天,为孙岳部队包围缴械;所以软楚曹锟毫不费事,只由鹿钟麟派出一个营,驻扎延庆楼四周,营长换了便衣,随侍曹锟,共同卧起,仿佛第二个李彦青,只是不替曹锟“洗脚”而已。

    曹锟虽失自由,倒也不怎么发愁,因为他相信吴佩手从前线一回来,事尚可为;及至到了十月底,冯玉祥提出一张“摄政内阁”的名单,要曹锟任命;同时要求他通电辞职时,他才知道吴佩孚一败涂地了。

    摄政内阁的总理,当然是黄膺白;但阁员人选,却是由冯玉祥与胡景翼、孙岳所拟定的。冯玉祥在张、段、孙三角联盟中,拥护在广州的孙总理;因为张作霖、段祺瑞久在北方;各有自己的势力,而国民党的军事势力,从未到达北方,如孙总理能到北方,出任元首,他的国民军自然名正言顺地成了正统派,因而提议以曾任黄克强总参谋长的李书城为陆军总长;原孙总理的总参谋长李烈钧为参谋总长。此外,黄郛自兼交通总长;王正廷以外交总长兼财政部长;教育总长是李石曾推蔗的易培基。

    这个摄政内阁实际上等于国民党内阁,原已为孙总理北上,南北和平统一铺开了一条路,不道孙岳在会中提议,请段祺瑞出山;理由是山东督军郑士琦属于皖系,段祺瑞出山,便可命令郑士琦截断津浦路,进而夹击直军。当时没有想到吴佩孚垮得那么快,为了眼前的军事利益,没有考虑到政治后果,竟一致赞成。当时决定一面派专使到广东迎孙总理北上,一面电请段祺瑞人京。隔了两天,段祺瑞被推为国民军大元帅;段祺瑞亦发通电,响应黄膺白主稿,冯玉祥领衔的主和通电,不过他对“入京”却还在观望,表示若无实权,不愿出山;其时也正是由王揖唐联络吉田茂、打算说服吴佩孚拥段倒曹的时候。

    其时摄政内阁名单已经发表;曹锟亦在吴佩孚浮海南下之日,通电辞职;这是民国五年段内阁司法总长张耀曾,应黄膺白之邀,重作冯妇的条件,因为他反对曹锟贿选最力,所以必须曹锟辞职,始允就职。事实上既称“摄政内阁”当然是无元首的情况下,才能出现。

    十一月初四召集第一次阁议,发表了大批人事命令,冯玉祥读古书的老师王芝祥,当了京兆尹;京畿警卫司令,自非鹿钟麟莫属;京师警察总监派了与奉军有关系的保定毕业生张壁;在段祺瑞与冯玉祥之间负联络之责的贾德耀,被派为陆军部次长;冯玉祥的部属薛笃粥;刘治洲,分任内政、农商两部次长,代理部务;孙岳为河南省长;王承斌“收复失地”仍兼第二十三师师长。此外又裁撤了好几个衙门,包括前清称为“九门提督”的步军统领衙门在内。

    最后,黄膺白交议了一件修改“优待清室条件”的议案。“优待清室条件”是辛亥革命以后,袁世凯逼迫隆裕太后退位让国的交换品;全文八条,包括尊号不废;岁用四百万元,由民国拨付;日后移居颐和园;宫内各项执事人员,照常留用等等。以后袁世凯称帝。又作了一次“交易”由“小朝廷”的内务府,给了袁世凯一道正式公文,说“现由全国国民代表,决定君主立宪国体,并推戴大总统为中绘帝国大皇帝,为除旧更新之计。作长治久安之谋,凡我皇室,极表赞成。”以交换袁世凯在原优待条件中一段跋语,保证履行原条件:先朝政权,未能保全,仅留尊号,至今耿耿。所有优待条件各节,无论何时,断乎不许变更,容当列入宪法。袁世凯志。乙卯孟冬。”

    及至民国六年,张勋复辟;段祺瑞、马厂誓师,冯玉祥的第十六混成旅,亦由驻地廊房开拔,张勋的辫子军不堪一击,这出闹剧,前后历时六天,便已结束。溥仪不得不颁第二次的“退位诏书”当时冯玉祥本主张,废止优待条件,但无人响应;这回郑重其事地向黄膺白提出,黄膺白亦本有此意,因而第一次阁议中,即提出讨论,主张较冯王祥缓和,不拟废止。只是修改。

    “了巨复辟,清室自违退位的诺言,原已失去被优待的条件;不过民国财政困难,岁费四百万,从未照约履行。似乎亦不欠缺。这一次修改优待条件,必须切实能够履行。各位赞成者,请举手。”

    出席的阁员连代理的次长,一共六个人,全体举手,一致通过。

    “那末,请镕西兄现在就拟修改后的条件吧!”

    司法总长张耀曾当仁不让,即席草拟了五条“修正清室优待条例”最主要的是宣统自即日起“永远废除皇帝尊号”以及“即日移出宫禁”且并无可以移居颐和园的字样。至于补助清室家用,由四百万元改为五十万元,但另拨两百万元开办北京贫民工厂,尽先收容旗籍贫民。草稿送交黄膺白核阅文字,略加修正,照案通过,并议决交由鹿钟麟、张壁,会同社会名流李石曾执行。黄膺白等秘书缮正后,将草稿送给张耀曾作为纪念品;正本随即用了大印,送交警卫司令鹿钟麟。

    十月二十日,住在永和宫的端康太妃,也就是光绪的瑾妃,急病去世。灵枢移到慈宁宫治丧,王公大臣穿孝上祭,喇嘛念经;深宫寂寞,所以虽是丧事,也是能令人生气勃勃,感到兴奋的。小醇王载沣在十月计三日那天,召集内务府大臣会议,说是“咱们热闹热闹吧!”决定大办丧事。那知第二天一早,北京城内情势大变,通衢要道,警备森严,全市戒严。这一来只好暂时“封灵”等局势平定,再来“热闹”

    及至听说冯玉祥倒戈,鹿钟麟已掌握了整个京畿,这一惊非同小可,因为冯玉祥早想驱逐溥仪出宫,是宫内尽人皆知的事。于是溥仪的英文老师英国人庄士敦,与进宫一年余,已深得溥仪信任的太子少保衔总管内务府大臣郑孝胥,分别到英、日两使馆去打听消息,都说冯玉祥这回要采取行动,是无庸置疑的事,而且可能没收王公亲贵的财产;庆新王奕劻的长子载振,星夜避往天津。载沣天天进宫,召集王公、“帝师”“旧臣”开会,与会诸人,不是夸夸其谈,不得要领,就是愁眉苦脸,一言不发。这样拖到了十一月初五,日夜忧虑的事,终于出现了。

    这天一大早,鹿钟麟将张壁与李石曾请了来,会商执行的步骤,张壁问道:“这是件大事要带多少军警?”

    鹿钟麟成竹在胸,很轻松地答说:“进宫,只带军警各二十名就够了。”

    当然外围要布置好,紫禁城四周一律断绝交通;宫内装有电话,先是专为溥仪好玩,乱打电话给胡适之“天桥八怪”开玩笑,后来内务储等处也安装了,为了封锁消息起见,电话线当然也割断了。

    一切布置妥当,才由鹿钟麟带头,由神武门进宫;每通一道宫门,派军警各一警戒,这样一直到了养心殿,溥仪正在召集御前会议,得报由内务两大臣绍英出来接见。

    执行命令的一方,自然由鹿钟麟出面,首先出示修正的优待办法,绍英看完以后,还能力持镇静。但一听鹿钟麟宣布:“请溥仪先生马上出宫!”顿时脸色大变。

    “你,”他指着李石曾说:“你不是穆宗的师傅,李文正公的公子吗?何忍出此?”

    李石曾的父亲是同治皇帝启蒙的师傅,官至协办大学士的李鸿藻,殁于光绪廿六年,赠太子太傅,赐祭葬,溢文正,入祀贤良祠,恤典优隆,受恩深重,绍英希望以此来打动李石曾;但李石曾早就参加了革命党,自然笑而不答。

    这时绍英又想起鹿钟麟的身世“你不是今上赐谥文端的,鹿中堂一家吗?”他问:“干么这样子逼迫我们?”

    鹿是个僻姓,明朝末年出过一个鹿善继,河北定兴人,官到太常少卿,崇祯初年辞官园里,有一次清兵破边墙入侵,破定兴城时殉难,谥忠节。鹿钟麟就是他的后裔。冯玉祥常以孙岳为明末名臣孙承宗之后,及鹿钟麟为席善继之后,向人夸耀。

    绍英所说的“鹿中堂”是指鹿钟麟的本家,当到东阁大学士的鹿传霖。殁终宣统二年,谥文端,所以说“今上赐谥”

    时至今日,绍英还有这种口吻,实在也太不识时务了,因此,鹿钟麟板着脸说:“你要知道,我们今天到这里来执行国务院的命令,是为了民国,同时也是为了清室。如果不是我们,那就休想这样子从容了。”

    “我大清入关以来,宽宠为政,没有对不起百姓的事。何况优待条件尚在,怎么能够这样办呢?”

    “你这是替清室说话,你要谈到满清入关的事,那末,我告诉你,‘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老百姓是永远忘不了的。”鹿钟麟接着又说:“况且张勋复辟,颠覆民国,优待条件早为清室自己所毁弃;当时全国军民一致要求严惩复辟祸首,到现在还是一件悬案。摄政内阁成立,各方又纷纷提出这个要求,群情愤激,就要直接采取不利于清室的行动。此刻宫内外已布满军警,其势汹汹,只等动手,如果不是我们劝阻,立刻就要出乱子了。”

    绍英无法,只好说道:“你们等等。”返身入内,料想他是去报告溥仪。

    溥仪一听马上就要出宫,不由得慌了手脚;哆嗦着说:“这、这便如何是好?”

    众人面面相觑,亦不知如何是好?最后是郑孝胥出个主意:“请皇上电谕太傅徐世昌,即刻前来保驾。”

    “电话不通了。”载沣接口。

    “那末,派人传谕。”

    “内外军警密布,”绍英答说:“出不去。”

    “那,”郑孝胥说:“只有施缓兵之计了。”

    于是七嘴八舌地商量,决定仍由绍英去交涉,要求缓期;但鹿钟麟一口拒绝:“今天非出宫不可。”

    如此往返数次,一味软磨,令人难耐,鹿钟麟心生一计。到第四次绍英再出现时,不等他开口,抢先作了表示。

    “你们快去告诉外面,”他故意看着表,作出很紧急的神气“时间虽然到了,事情还可以商量,先不要开炮放火,再延长二十分钟。”

    绍英一听“开炮放火”四字,赶紧摇着手说:“好商量、好商量!”随即掉头就跑。

    于是溥仪召集“御前会议”决定接受修正的优待条件,交出“国玺”迁居“北府”——太平湖的醇亲王府,为光绪出生之地,称为“潜邸”;载沣袭爵后,在后湖另建新邸,宫中称之为“北府”下午三点钟,由鹿钟麟、张壁、绍英,将溥仪跟他的一妻一妾,护送出宫。“国玺”由鹿钟麟送交国务院,同时复命;黄膺白指示张壁,通知市民,第二天一律悬挂国旗一日,以资庆祝。

    消息传到天津,前清遗老及主张复辟分子,自然都震动了,紧急集会,推派铁良、升允、袁大化及罗振玉,进京抗议,连段祺瑞亦深表不满,致电摄政内阁,主张“从长议之”为此摄政内阁不得不发表通电,详加解释。当然赞成称道的亦很多;特别是章太炎的一通“快邮代电”称之为“诸君第一功”说“溥仪妄以复辟,则优待条件自消,彼在五族共和之中,而强行篡逆,坐以内乱,自有常刑。今诸君但令出宫,贷其余命,仍似过宽,而要不失为优待。”此外又致电冯玉祥,主张没收“畿辅庄田”还之于民,因为清兵入关“圈地”本系豪夺“非有买卖契券,不得各为私产。诸公应移知内部,举以还民。民国十三年间,未有德政及民之举。能办此事,则红载黎元,普蒙沛泽,益见诸公处事之公。首阳怨谤,何损于周德。”

    不过,社会普遍的关注,集中在古宫宝物上,其时已有流言,最盛行的两个“故事”是,一个说张壁在宫中,见到桌上有一对均窑花盆,种的菊花,知道均窑是珍品,便告诉随行的警察说:“这菊花是好种,给我带回去。”

    另一个是说鹿钟麟,看见桌上有个翡翠西瓜,随即脱下军帽,扣在瓜上。至临走时,卫士连瓜带帽一起捧到鹿钟麟面前说:“司令忘记戴帽子了。”鹿钟麟答说:“很热,我不戴。你拿着吧?”就此顺手牵羊将翡翠西瓜带走了。

    一个星期以后,摄政内阁公布了“清室善后委员会组织条例”八条;同时发表了一张善后委员会的名单,由李石曾担任委员长,委员十四人有汪精卫、蔡元培、鹿钟麟,以及清室方面的代表五人。另外有监察委员六人,吴稚晖、张继、庄蕴宽,均在其列。

    黄膺白想竟辛亥革命未竟之功,彻底推翻满清,到了办理清室善后事宜,可算已告一段落。但头脑冷静的人,则持根本否定的态度,认为国事如麻,兵捐未解,摄政内阁作此不急之务,见小忽大;而且溥仪十三年的小朝廷,不比李自成盘踞大内两三个月,一旦被逐,烟消云散,溥仪亦自有他的一部分影响力量,如果不是深思熟虑,斩草除根,说不定就会自召隐忧。

    但黄膺白自有他的苦衷;摄政内阁所凭借的是冯玉祥的“国民军”但论军力,还不如奉军;当王承斌在冯玉祥支持之下,在天津附近收编吴佩孚残部时,由冷口长驱直入的李景林所部,缴了直军计三师四十六旅的械。这一旅的旅长孙清山,是王承斌一手所提拔,所以当冯玉祥开始倒戈时,王承斌指使孙清山拉队回天津,实力保存得相当完整;王承斌的打算是,以孙旅为基础,夺回并重建二十三师。他预料有奉张与冯玉祥的关系,地位还会更上层楼;到时候会将二十三师师长让给孙清山。谁知李景林连摄政内阁所委的王承斌为二十三师长的事实亦不承认;以优势兵力在天津车站包围孙旅,全部缴械,王承斌见势不妙,逃入租界,只待“老帅”进关后,向他哭诉。

    其时奉军源源而至,自山海关到天津这一线上,连小孩都学会了“马拉巴子”这句“奉骂”为此,奉军特地成立了一个“津榆驻军司令部”张学良出任总司令,而实际上由副司令郭松龄主持;这个任务比作战繁重,因为除了嫡系部队,尚能控制以外,李景林、张宗昌所部,都成了骄兵悍将,尤其是张宗昌的杂牌队伍,连他自己都感到头痛了。

    不过,张宗昌有一项长处,气量甚大,不记前嫌,所以能找到人来帮忙;他有个任第一师师长时的参谋长李藻麟,改投直军作了彭寿莘的参谋长;这一回二次直奉战争中,打得最好的是彭寿莘的十五师,即由李藻麟所指挥。李藻麟曾在陆大当过战术教官,奉军将领提起他来,都很佩服的。

    但不论如何,张宗昌与李藻麟此番则是冤家对头,他却并不在乎这一点,对他的参谋长王呜翰说:“你想法子把李伯仁找来。”李藻麟字伯仁,是北京附近以种花出名的丰台人,家住北京。

    等将李藻麟找到,张宗昌的衔头,已变为“苏皖宣抚军第一军军长”;李藻麟便被派为“随军参谋长”王鸣翰保持原来的名义,北洋军阀中一个人有两个参谋长的,只有张宗昌。

    原来当十一月初十,张作霖到天津与段祺瑞、冯玉祥会议;南京也有一次重要会议,主角是江苏督军齐燮元、湖北督军萧耀南,以及由福建崛起,联合齐燮元打败了卢永祥,自封为五省联军总司令的孙传芳,因为曹、吴彻底失败,奉军势力膨胀,决定联名通电,维护段祺瑞出山。齐燮元等声称中央政府中断,摄政内阁所发命令,概不承认。情势很明显的,张作霖既无意于取得中央政权;亦决无理由以武力支持摄政内阁,便只有支持段祺瑞才能打开僵局,因而十一月十七日召集的天津会议,决定推举段祺瑞为临时总执政;其时吴佩孚已在汉口与萧耀南相晤,齐燮元又领衔发出十省及海军将领二十人联名通电,提议黄河上游及长江同志各省在武昌组织护宪军政府。形势迫急,段祺瑞应该从速出山,才能将局面稳定下来。

    一看时机成熟,段祺瑞于二十一日发表通电,决定组织临时政府,期于一个月内,召集各省区代表,开善后会议;产生国民会议,解决一切根本问题。第二天专车进京,黄膺白在车站迎接;陪着到了段祺瑞在府学胡同的私邸,有两件事要谈。

    第一件是摄政内阁总辞,段祺瑞表示,临时政府不能接受前政府的辞职书,黄膺白碰了个软钉子。

    第二件是“国务院现在保存着清室大小玉玺,一共十五方。”他问:“应该如何处置?”

    段祺瑞尚未答话,内定为执政府秘书长的梁鸿志接口:“送执政上房吧!”

    黄膺白不作声,在梁鸿志看,便是照办的意思;接着谈了些不着边际的话,黄膺白辞出回家,与段祺瑞同车进京的冯玉祥已等在他家了。

    谈了与段祺瑞会晤的经过,黄膺白又说:“梁鸿志竟以为我是来呈辞传国玺的,岂不可笑?这是国家的财产,我打算送教育部历史博物馆保存。”

    “这是正办。”冯玉祥问:“摄政内阁总辞的事呢?”

    “执政府既不接受,我只有发个通电辞职。”

    “你辞我也辞。”冯玉祥说:“当初本是要拥护中山先生出来主持大局的,所以用国民军的番号,表示跟国民党站在一边;谁知道只是替段芝老制造机会。中山先生就应邀北上,也不会有什么作用,我要把国民军的番号取消。”

    黄膺白黯然无语,沉默了一会说:“焕章见,没有你就没有摄政内阁,我想由你出面,邀大家聚一聚,以为共事的纪念,如何?”

    “好,好!”冯玉祥满口答应。

    “执政府定在廿四日成立;日子我想定在廿五。”

    “好,好!”“地点呢?我想在你司令部。”

    “好,好!”下一天十一月廿三日,黄膺白、冯玉祥都发了辞职的通电;再下一天段祺瑞在陆军部大礼堂,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公布“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府制”六条;同时发布内阁名单,当然以安福系为主,令人瞩目的是,唐绍仪长外交,李思浩长财政,叶恭绰长交通。此外在国会成立非常会议,由未参加贿选曹锟的国会议员组成。

    再下一天十一月廿五日,摄政内阁全体阁员应邀至旃檀寺的冯总部赴宴,那知冯玉祥人面不见,亦不知爽约之故;原来此时冯玉祥不告而行,已上北京西郊的天台山静养去了。

    原来冯玉祥之入山,是看不惯奉军的气焰;在十一月廿四日张作霖由天津进京的前一天,李景林先带兵入京,分驻城内外重要地处,郭松龄带领精锐一团,进驻黄寺;张作霖的行馆顺承王府,则由张学良带一个营,亲自警戒。张宗昌亦住在顺承王府,每天推牌九,玩姑娘,八大胡同提得起名字的,都到顺承王府出过条子。

    张作霖、杨宇霆,则与段祺瑞、王揖唐、吴光新等开会分配地盘。首起争执的是直隶,段祺瑞想把这个地盘给卢永祥,并且迳自发表了命令,以卢永祥为督军,但李景林亦要此地盘,张作霖对李景林驱逐王承斌,本来深致不满,但李与卢较,自然还是支持李景林。最后协调结果,执政府免了江苏督军齐燮元的职,由奉军护送卢永祥南下;名义是苏皖宣抚使,张宗昌的宣抚第一军,便是由此而来的。

    对于冯玉祥当然亦要安抚,但奉系决定不让他在有海口的地方发展,所以先后任用张之江为察哈尔都统、李鸣钟为绥远都统,派冯玉祥为西北边防督办,希望他能克日到任。但冯玉祥却还在考虑,只常常请“斯人独憔悴”的黄膺白上山聊闹天;黄膺白认为这一回“首都革命”唯一做对了的一件事,是驱逐溥仪出宫。但有一天,他不提这话了,因为溥仪已经逃入日本公使馆;是不是会生什么后患,不得而知;而驱逐溥仪出宫,并无一个适当的处置,这件事是不是做对了,当然亦大成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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