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国无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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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常言：弱国无外交。这大概是指弱国在外交上只能装孙子，听强国摆布，而不能跟强国平起平坐分庭抗礼了。这似乎成了一些人的定论。事实上，无论强国弱国，都有外交。强国也不可能在世界上为所欲为，没有约束；弱国也有它一定的周旋和活动空间。一个国家的外交成功与否，关键在于它是否充分地利用了现实环境，扬长避短，坚持正义，不折不挠，不卑不亢，最好地维护和促进本国的利益。
清同治十年（1871），沙俄趁我国西北边疆动乱之机，以“代为收复”为名，悍然出兵占领我国新疆伊犁地区。光绪二年（1876），左宗棠奉命出兵新疆，迅速平息叛乱，收复了除伊犁地区外的新疆全部领土。但沙俄拒不交出伊犁。光绪四年（1878）六月，清政府派崇厚赴俄谈判索因伊犁事宜。昏庸无能的崇厚在沙俄的威胁愚弄下，竟擅自签下了丧权辱国的里瓦几亚条约，除割去霍尔果斯以西和特克斯河流域大片领土外，还赔款500万卢布。消息传来，民情激愤，舆论大哗。清廷于光绪六年（1880）一月将崇厚革职问罪，并照会俄国，另派驻英、法公使曾纪泽兼任驻俄公使，谈判改订条约。
光绪六年（1880）六月，曾纪泽赴俄重开谈判。是时，沙俄在中国边境不断增兵，并出动大批军舰，扬言封锁中国海面，加紧对中国的战争恐吓活动。英、法、美、德等国为了各自利益，也纷纷压迫清政府。国内妥协派吓破了胆，主张“仍照原约”吞下里瓦几亚条约这个苦果。曾纪泽受命于危难之际，深知自己所担负的是一次艰巨的外交使命，他说他是“障川流而挽既逝之波，探虎口而索已投之食”但他力任其难，决心对严重损害我国主权的条约进行改议，对国家领土“以百折不回之力争之”在谈判过程中，他遇到的对手是沙俄代理外交大臣吉尔斯、驻华公使布策、外交部要员热梅尼等“阴柔狡狠”的外交老手。曾纪泽不为所屈，抱定“多争一分，国家即少受一分损失”的宗旨，据理相争，刚柔并用，和沙俄官员“反复辩论，凡数十万言”唇枪舌剑，进行激烈的交锋。
曾纪泽初到沙俄外交部，商谈递交国书的日期，吉尔斯等“面冷词横”、“厉声相待”拒绝谈判，宣称“现在只候照行，无可商议”曾纪泽镇定自若，据理顶回，并把自己事先拟就改订新约的六条“节略”送上，吉尔斯看后恼羞成怒，大声吼道：“如此，是将从此之约全行驳了！”宣布中断谈判，派遣布策赴北京交涉，以此要挟清廷，进行外交讹诈。清廷大为恐慌，慈禧电告曾纪泽“总以在俄定议为要”曾纪泽从容应付，坚持在彼得堡谈判。双方谈判的焦点在割地与否的问题上，沙俄软硬兼施，百般刁难，拒绝改订原约；曾纪泽“叠次厉声争辩”尽力推翻原约。对于索回伊犁南境广大地区，曾纪泽全力争取，绝不松口“不为俄少留余地”布策提出，如果中国索还特克斯川，则必须割让沿海地方补偿俄国的损失。曾纪泽回答说：“我想从今以后，中国土地，断无再让之事”严辞拒绝布策的无理要求。接着，热梅尼又以战争相恫吓，公然要曾纪泽申明永远不索伊犁。曾纪泽回答说：如果俄国硬要这样，那中国就将把前约全部废弃，缓索伊犁。进而严肃指出：“倘两国不幸有失和之事，中国以兵威来索土地，则何地不可索，岂独伊犁乎？”说得热梅尼等理屈辞穷，无言折辩。热梅尼又提出俄国因“遣船备边”费去卢布1200万元，要中国“赔补俄国备兵设防之款”曾纪泽质问道：双方既未打仗，何来兵费？对方声称：如不答应，则俄正欲一战，以补糜费。曾纪泽针锋相对：胜负难知，中国获胜，则俄国亦须偿我兵费。义正辞严，力挫沙俄凶焰。
复杂的谈判持续了七个月之久，由于曾纪泽的力争，沙俄感到非常棘手，他们无可奈何地承认：曾纪泽“十分傲慢，并且熟悉世界政治，讹诈也不能使他害怕，所以对于他不能抱任何幻想。”最后，沙俄只得放弃对里瓦几亚条约的坚持，同意改订原约。光绪七年（1881）正月，曾纪泽代表清政府在彼得堡与沙俄签订了中俄伊犁条约。尽管这个条约仍然是个不平等的条约，但和崇厚所签订的里瓦几亚条约相比，毕竟挽回了一部分领土和主权，减轻了中国所蒙受的损失。“中国逼使俄国做了她从来没有做过的事，那就是吐出了她已经吞进的土地。”这在近代中国外交史上是罕见的。曾纪泽对历史做出了他力所能及的贡献。条约签订后“中外论者，咸谓此举殆中国办洋务以来所无”就连吉尔斯也不得不称赞曾纪泽“不惟出众于中国，亦罕见于欧洲，诚不可多得之使才也”
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的使臣，在当时弱肉强食、纷繁复杂的国际关系中要和列强交涉周旋，更何况是吐出已经吞进的肥肉，无异于与虎谋皮，谈何容易！然而，曾纪泽做到了，他不畏强暴，堂堂正正，不卑不亢“身临危难，无失一体”坚决维护国家的主权与尊严，力争民族的权益，与列强折冲樽俎，在外交上不辱使命，取得了很大成就。谁又能说“弱国无外交”呢！
人们常言：弱国无外交。这大概是指弱国在外交上只能装孙子，听强国摆布，而不能跟强国平起平坐分庭抗礼了。这似乎成了一些人的定论。事实上，无论强国弱国，都有外交。强国也不可能在世界上为所欲为，没有约束；弱国也有它一定的周旋和活动空间。一个国家的外交成功与否，关键在于它是否充分地利用了现实环境，扬长避短，坚持正义，不折不挠，不卑不亢，最好地维护和促进本国的利益。
清同治十年（1871），沙俄趁我国西北边疆动乱之机，以“代为收复”为名，悍然出兵占领我国新疆伊犁地区。光绪二年（1876），左宗棠奉命出兵新疆，迅速平息叛乱，收复了除伊犁地区外的新疆全部领土。但沙俄拒不交出伊犁。光绪四年（1878）六月，清政府派崇厚赴俄谈判索因伊犁事宜。昏庸无能的崇厚在沙俄的威胁愚弄下，竟擅自签下了丧权辱国的里瓦几亚条约，除割去霍尔果斯以西和特克斯河流域大片领土外，还赔款500万卢布。消息传来，民情激愤，舆论大哗。清廷于光绪六年（1880）一月将崇厚革职问罪，并照会俄国，另派驻英、法公使曾纪泽兼任驻俄公使，谈判改订条约。
光绪六年（1880）六月，曾纪泽赴俄重开谈判。是时，沙俄在中国边境不断增兵，并出动大批军舰，扬言封锁中国海面，加紧对中国的战争恐吓活动。英、法、美、德等国为了各自利益，也纷纷压迫清政府。国内妥协派吓破了胆，主张“仍照原约”吞下里瓦几亚条约这个苦果。曾纪泽受命于危难之际，深知自己所担负的是一次艰巨的外交使命，他说他是“障川流而挽既逝之波，探虎口而索已投之食”但他力任其难，决心对严重损害我国主权的条约进行改议，对国家领土“以百折不回之力争之”在谈判过程中，他遇到的对手是沙俄代理外交大臣吉尔斯、驻华公使布策、外交部要员热梅尼等“阴柔狡狠”的外交老手。曾纪泽不为所屈，抱定“多争一分，国家即少受一分损失”的宗旨，据理相争，刚柔并用，和沙俄官员“反复辩论，凡数十万言”唇枪舌剑，进行激烈的交锋。
曾纪泽初到沙俄外交部，商谈递交国书的日期，吉尔斯等“面冷词横”、“厉声相待”拒绝谈判，宣称“现在只候照行，无可商议”曾纪泽镇定自若，据理顶回，并把自己事先拟就改订新约的六条“节略”送上，吉尔斯看后恼羞成怒，大声吼道：“如此，是将从此之约全行驳了！”宣布中断谈判，派遣布策赴北京交涉，以此要挟清廷，进行外交讹诈。清廷大为恐慌，慈禧电告曾纪泽“总以在俄定议为要”曾纪泽从容应付，坚持在彼得堡谈判。双方谈判的焦点在割地与否的问题上，沙俄软硬兼施，百般刁难，拒绝改订原约；曾纪泽“叠次厉声争辩”尽力推翻原约。对于索回伊犁南境广大地区，曾纪泽全力争取，绝不松口“不为俄少留余地”布策提出，如果中国索还特克斯川，则必须割让沿海地方补偿俄国的损失。曾纪泽回答说：“我想从今以后，中国土地，断无再让之事”严辞拒绝布策的无理要求。接着，热梅尼又以战争相恫吓，公然要曾纪泽申明永远不索伊犁。曾纪泽回答说：如果俄国硬要这样，那中国就将把前约全部废弃，缓索伊犁。进而严肃指出：“倘两国不幸有失和之事，中国以兵威来索土地，则何地不可索，岂独伊犁乎？”说得热梅尼等理屈辞穷，无言折辩。热梅尼又提出俄国因“遣船备边”费去卢布1200万元，要中国“赔补俄国备兵设防之款”曾纪泽质问道：双方既未打仗，何来兵费？对方声称：如不答应，则俄正欲一战，以补糜费。曾纪泽针锋相对：胜负难知，中国获胜，则俄国亦须偿我兵费。义正辞严，力挫沙俄凶焰。
复杂的谈判持续了七个月之久，由于曾纪泽的力争，沙俄感到非常棘手，他们无可奈何地承认：曾纪泽“十分傲慢，并且熟悉世界政治，讹诈也不能使他害怕，所以对于他不能抱任何幻想。”最后，沙俄只得放弃对里瓦几亚条约的坚持，同意改订原约。光绪七年（1881）正月，曾纪泽代表清政府在彼得堡与沙俄签订了中俄伊犁条约。尽管这个条约仍然是个不平等的条约，但和崇厚所签订的里瓦几亚条约相比，毕竟挽回了一部分领土和主权，减轻了中国所蒙受的损失。“中国逼使俄国做了她从来没有做过的事，那就是吐出了她已经吞进的土地。”这在近代中国外交史上是罕见的。曾纪泽对历史做出了他力所能及的贡献。条约签订后“中外论者，咸谓此举殆中国办洋务以来所无”就连吉尔斯也不得不称赞曾纪泽“不惟出众于中国，亦罕见于欧洲，诚不可多得之使才也”
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的使臣，在当时弱肉强食、纷繁复杂的国际关系中要和列强交涉周旋，更何况是吐出已经吞进的肥肉，无异于与虎谋皮，谈何容易！然而，曾纪泽做到了，他不畏强暴，堂堂正正，不卑不亢“身临危难，无失一体”坚决维护国家的主权与尊严，力争民族的权益，与列强折冲樽俎，在外交上不辱使命，取得了很大成就。谁又能说“弱国无外交”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