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第03章（3）第三章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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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有音很后悔自己前段时间对丈夫周建业的怀疑以及采取的那一系列小行动，冷静下来想想，感到自己很可笑，比邢小美还可笑，她已经把自己混同为普通的女人了，而身为省委副书记的妻子，她不应该按普通女人的标准衡量自己。周建业让她追求自己的理想，那么她的理想是什么呢？显然不是爱情和金钱，更不是权力，作为一个社会的人，兼济天下恐怕是周建业所祈盼的。
这天，祁有音早晨刚要出门上班，父亲的电话来了，父亲是抗日老干部，平时不怎么给祁有音打电话，知道女儿和女婿的身份，小小不言的事情就让家里的保姆做了，父亲与祁有音不在一座城市生活，离休后父亲选择了老家，母亲年龄也大了，老两口在一起相伴，雇了个保姆，祁有音每逢周日都要打电话回家问候，好在父母身边还有一个孩子，祁有音的弟弟，祁有音也就比较放心家里了。
父亲亲自打电话来一定有要紧的事情，祁有音未听父亲说什么心就悬了起来。
父亲果然在电话里说：有音，这几天晚上我常做恶梦，梦见我从前牺牲的老战友，他们说想我，喊我去找他们呢。我已经八十多岁了，生命恐怕没有几天了，我这条命是在战火中捡来的，可救我的那个人却死了。那是个年轻人，一颗炸弹飞过来，他眼疾手快把我压到了身底下，他却死了，过去我跟你说过这事，现在我很想找一找这个人的家眷，看他有没有孩子，我想我不能欠着人情离开这个世界吧。
父亲说的这件事祁有音早就烂熟于心了，当时打仗的地方是一个偏僻的山岭，离山岭不远处有一个村子叫长水村，祁有音有年冬天带着周建业去过那个村，据父亲说那个救他的人很可能当时就住在此村。可车没进村就不听使唤了，漫天的大雪，冰冻的路面，把周建业的司机急出了一头汗，车仍是开不进去，最后还熄火了。祁有音与周建业只好扫兴而归，却惹得父亲老大不高兴，说他们吃不了苦。
周建业当时还跟父亲调侃了一句爸，不是我们吃不了苦，而是苦不让我们吃。
现在，父亲又提起了这件事，祁有音深知父亲的心情，便安慰了一下父亲，说她一定会再去长水村寻找那位救命恩人。
到了单位，祁有音想打电话把这事跟周建业讲，又想起他们之间的约法三章，其中之一就是上班时间不谈家事。祁有音只好等下班以后再跟周建业讲，同时她心里突然不安起来，觉得父亲给她打这样的电话似是一种不祥之兆。
正想着，祁有音的手机响了，弟弟带着哭腔告诉她父亲患了胃癌，已经晚期了。
祁有音听罢，手抖得几乎拿不住手机了，妈怎么样？她颤着声问。
弟弟说：妈还不知道呢，不敢把这事告诉她，怕她受不了。
祁有音匆匆说：好，我马上回去。
祁有音给周建业发了手机信息，又跟办公室打了招呼就直奔长途汽车站，赶到的时候已是下午。父亲显然还不知道自己的病况，医生要求开刀治疗，说胃上长了一个良性瘤。父亲执意不开刀，理由是自己身上的刀疤够多了，于是只好由着他在家里保守治疗，煎点中草药。父亲离休后，一直研究中医，到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地步，经常自己给自己开药方，连医院的医生都很服气。
祁有音突然而至，父亲显然很惊讶，怎么早晨刚打过电话，下午就赶回来了呢？
祁有音不敢流泪，父亲问什么她就嗯嗯什么。
父亲气色枯黄，一副病入膏肓的样子。祁有音听父亲说着话，内心不住地翻卷，父亲这辈子太不容易了，年轻时扛枪打仗，中年时遭遇文革，晚年又患了癌症，人生的所有苦难几乎都让他尝尽了，父亲真可谓是在血水里浴三次，在咸水里煮三次，在清水里洗三次的人。战争年代的事她不知道，文革期间父亲遭受的惨至今历历在目，红卫兵用皮带抽打父亲，用开水浇父亲，更为残忍的是他们要父亲天天跪着，直至跪上一百天，父亲的膝盖全部跪肿了，甚至流脓出血。母亲心疼父亲便给他缝了一个棉垫，她乞求红卫兵让父亲跪在棉垫上。红卫兵讲了一个条件，如果父亲跪在棉垫上，那么母亲就要陪跪，为了父亲的膝盖，母亲答应了，她看到父亲每天跪到棉垫上，她便跪在一边陪父亲。冰冷的水泥地，母亲的腿不时抽筋，父亲心疼母亲，将棉垫从自己的膝盖底下抽出来递给母亲，想让母亲垫上，两人你推我拉地推辞，被一个红卫兵看到了，叫嚷着说两个反革命分子搞资产阶级情调，棉垫被一把火烧了。父亲跪满了一百天，有将近两百天的时间不能行走，祁有音这才从母亲嘴里得知父亲的膝盖下方受过枪伤。后来，父亲走路的时候总是节奏缓慢，战场上的英雄本色好像再也没有了父亲与母亲可谓患难夫妻，当年他们从延安抗大毕业后，深入敌后做抗战宣传。他们到了太行山区，在一个村落里组织群众宣传抗战，想不到这个村子有一个反动组织叫红枪会，他们刚刚进村的第三天晚上，住地就被红枪会包围了。枪声一响，父亲机智地一脚踢开窗子跳了出去，混乱之际，他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这时他听见母亲喊：我呢，还有我呢。父亲这才想起妻子还被困在屋子里，这时候敌人已将屋子团团包围，返回来救妻子等于送命。但父亲还是毫不犹豫地返了回来，他双手持枪击毙敌人，将妻子从敌人的包围圈中抢了出来，他的腿上中了两颗子弹，膝盖下方的那颗子弹就是这个晚上被打中的。
多少年以后，祁有音每逢听到母亲述说往事，都会看到母亲脸上感动的眼泪，她与父亲恩爱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是血与火的一生。
母亲尚不知父亲的病情，祁有音觉得瞒着她是对的，有时候人生是需要撒谎的。只是她不知道，父亲不久于人世后，母亲能不能抗得住这样的痛苦？
晚上，祁有音执意与父母住在一起，她想听他们唠叨，一年之中她没几天的时间能够听他们唠叨，年轻的时候，她不喜欢听父母讲这些陈年往事，现在她特别想倾听，多多地倾听，并为即将失去这种倾听的机会而不安。她的内心不断地问着自己，年轻的时候为什么总是对父母的话不耐烦听呢？
父亲说话的声音已经不响亮了，偶尔还会显得微弱，他的话题大多是当年的战事，最后又总是落到救他命的那个年轻人，天快亮的时候，父亲忽然坐起来说：有音，我想起来了，救我的那个年轻人叫虎娃，刚结婚就跟我们的部队出来了，前一天我们的部队在他们村子住了一个晚上，还喝了他的喜酒呢，新娘子穿的红棉袄绿棉裤。你这次回来，一定帮我找到虎娃的家人，说不定他的新媳妇怀上了他的孩子呢，那个新媳妇叫苗花，眼睛下边有块黑斑，挺大一块，当地人都说她这块黑斑像泪痣一样妨男人，虎娃当时开玩笑说要是没有这块黑痣女方还不嫁给他呢。你就去找这个眼睛下边长黑痣的女人，如果她还活着，找到了她也就找到了虎娃的亲人。
祁有音答应着，她感觉父亲一夜没睡觉，母亲也没睡觉，她更没睡着。人对死神的到来是不是有感应呢？祁有音疑惑地想，她看着窗帘外边的世界渐渐白亮起来了，便闭上眼睛想睡一会儿，白天她还要到那个偏僻的长水村去找虎娃的媳妇苗花，那可不是好去的地方，她和周建业已经领教过那里的路况了。
祁有音很后悔自己前段时间对丈夫周建业的怀疑以及采取的那一系列小行动，冷静下来想想，感到自己很可笑，比邢小美还可笑，她已经把自己混同为普通的女人了，而身为省委副书记的妻子，她不应该按普通女人的标准衡量自己。周建业让她追求自己的理想，那么她的理想是什么呢？显然不是爱情和金钱，更不是权力，作为一个社会的人，兼济天下恐怕是周建业所祈盼的。
这天，祁有音早晨刚要出门上班，父亲的电话来了，父亲是抗日老干部，平时不怎么给祁有音打电话，知道女儿和女婿的身份，小小不言的事情就让家里的保姆做了，父亲与祁有音不在一座城市生活，离休后父亲选择了老家，母亲年龄也大了，老两口在一起相伴，雇了个保姆，祁有音每逢周日都要打电话回家问候，好在父母身边还有一个孩子，祁有音的弟弟，祁有音也就比较放心家里了。
父亲亲自打电话来一定有要紧的事情，祁有音未听父亲说什么心就悬了起来。
父亲果然在电话里说：有音，这几天晚上我常做恶梦，梦见我从前牺牲的老战友，他们说想我，喊我去找他们呢。我已经八十多岁了，生命恐怕没有几天了，我这条命是在战火中捡来的，可救我的那个人却死了。那是个年轻人，一颗炸弹飞过来，他眼疾手快把我压到了身底下，他却死了，过去我跟你说过这事，现在我很想找一找这个人的家眷，看他有没有孩子，我想我不能欠着人情离开这个世界吧。
父亲说的这件事祁有音早就烂熟于心了，当时打仗的地方是一个偏僻的山岭，离山岭不远处有一个村子叫长水村，祁有音有年冬天带着周建业去过那个村，据父亲说那个救他的人很可能当时就住在此村。可车没进村就不听使唤了，漫天的大雪，冰冻的路面，把周建业的司机急出了一头汗，车仍是开不进去，最后还熄火了。祁有音与周建业只好扫兴而归，却惹得父亲老大不高兴，说他们吃不了苦。
周建业当时还跟父亲调侃了一句爸，不是我们吃不了苦，而是苦不让我们吃。
现在，父亲又提起了这件事，祁有音深知父亲的心情，便安慰了一下父亲，说她一定会再去长水村寻找那位救命恩人。
到了单位，祁有音想打电话把这事跟周建业讲，又想起他们之间的约法三章，其中之一就是上班时间不谈家事。祁有音只好等下班以后再跟周建业讲，同时她心里突然不安起来，觉得父亲给她打这样的电话似是一种不祥之兆。
正想着，祁有音的手机响了，弟弟带着哭腔告诉她父亲患了胃癌，已经晚期了。
祁有音听罢，手抖得几乎拿不住手机了，妈怎么样？她颤着声问。
弟弟说：妈还不知道呢，不敢把这事告诉她，怕她受不了。
祁有音匆匆说：好，我马上回去。
祁有音给周建业发了手机信息，又跟办公室打了招呼就直奔长途汽车站，赶到的时候已是下午。父亲显然还不知道自己的病况，医生要求开刀治疗，说胃上长了一个良性瘤。父亲执意不开刀，理由是自己身上的刀疤够多了，于是只好由着他在家里保守治疗，煎点中草药。父亲离休后，一直研究中医，到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地步，经常自己给自己开药方，连医院的医生都很服气。
祁有音突然而至，父亲显然很惊讶，怎么早晨刚打过电话，下午就赶回来了呢？
祁有音不敢流泪，父亲问什么她就嗯嗯什么。
父亲气色枯黄，一副病入膏肓的样子。祁有音听父亲说着话，内心不住地翻卷，父亲这辈子太不容易了，年轻时扛枪打仗，中年时遭遇文革，晚年又患了癌症，人生的所有苦难几乎都让他尝尽了，父亲真可谓是在血水里浴三次，在咸水里煮三次，在清水里洗三次的人。战争年代的事她不知道，文革期间父亲遭受的惨至今历历在目，红卫兵用皮带抽打父亲，用开水浇父亲，更为残忍的是他们要父亲天天跪着，直至跪上一百天，父亲的膝盖全部跪肿了，甚至流脓出血。母亲心疼父亲便给他缝了一个棉垫，她乞求红卫兵让父亲跪在棉垫上。红卫兵讲了一个条件，如果父亲跪在棉垫上，那么母亲就要陪跪，为了父亲的膝盖，母亲答应了，她看到父亲每天跪到棉垫上，她便跪在一边陪父亲。冰冷的水泥地，母亲的腿不时抽筋，父亲心疼母亲，将棉垫从自己的膝盖底下抽出来递给母亲，想让母亲垫上，两人你推我拉地推辞，被一个红卫兵看到了，叫嚷着说两个反革命分子搞资产阶级情调，棉垫被一把火烧了。父亲跪满了一百天，有将近两百天的时间不能行走，祁有音这才从母亲嘴里得知父亲的膝盖下方受过枪伤。后来，父亲走路的时候总是节奏缓慢，战场上的英雄本色好像再也没有了父亲与母亲可谓患难夫妻，当年他们从延安抗大毕业后，深入敌后做抗战宣传。他们到了太行山区，在一个村落里组织群众宣传抗战，想不到这个村子有一个反动组织叫红枪会，他们刚刚进村的第三天晚上，住地就被红枪会包围了。枪声一响，父亲机智地一脚踢开窗子跳了出去，混乱之际，他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这时他听见母亲喊：我呢，还有我呢。父亲这才想起妻子还被困在屋子里，这时候敌人已将屋子团团包围，返回来救妻子等于送命。但父亲还是毫不犹豫地返了回来，他双手持枪击毙敌人，将妻子从敌人的包围圈中抢了出来，他的腿上中了两颗子弹，膝盖下方的那颗子弹就是这个晚上被打中的。
多少年以后，祁有音每逢听到母亲述说往事，都会看到母亲脸上感动的眼泪，她与父亲恩爱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是血与火的一生。
母亲尚不知父亲的病情，祁有音觉得瞒着她是对的，有时候人生是需要撒谎的。只是她不知道，父亲不久于人世后，母亲能不能抗得住这样的痛苦？
晚上，祁有音执意与父母住在一起，她想听他们唠叨，一年之中她没几天的时间能够听他们唠叨，年轻的时候，她不喜欢听父母讲这些陈年往事，现在她特别想倾听，多多地倾听，并为即将失去这种倾听的机会而不安。她的内心不断地问着自己，年轻的时候为什么总是对父母的话不耐烦听呢？
父亲说话的声音已经不响亮了，偶尔还会显得微弱，他的话题大多是当年的战事，最后又总是落到救他命的那个年轻人，天快亮的时候，父亲忽然坐起来说：有音，我想起来了，救我的那个年轻人叫虎娃，刚结婚就跟我们的部队出来了，前一天我们的部队在他们村子住了一个晚上，还喝了他的喜酒呢，新娘子穿的红棉袄绿棉裤。你这次回来，一定帮我找到虎娃的家人，说不定他的新媳妇怀上了他的孩子呢，那个新媳妇叫苗花，眼睛下边有块黑斑，挺大一块，当地人都说她这块黑斑像泪痣一样妨男人，虎娃当时开玩笑说要是没有这块黑痣女方还不嫁给他呢。你就去找这个眼睛下边长黑痣的女人，如果她还活着，找到了她也就找到了虎娃的亲人。
祁有音答应着，她感觉父亲一夜没睡觉，母亲也没睡觉，她更没睡着。人对死神的到来是不是有感应呢？祁有音疑惑地想，她看着窗帘外边的世界渐渐白亮起来了，便闭上眼睛想睡一会儿，白天她还要到那个偏僻的长水村去找虎娃的媳妇苗花，那可不是好去的地方，她和周建业已经领教过那里的路况了。